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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商人思維治國者,雖得利一時,卻隱患巨大

作者:軟捷科技來源:www.pxqydq.tw 瀏覽:234

2019-06-13 17:49:44

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美國不僅單方面破壞中美兩國雙方之前達成的共識,而且作為一個超級大國,舉全國之力在世界范圍內打壓在5G通信領域領先世界的中國企業華為科技。自從商人特朗普上臺后,我們發現他用商人的思維和過去經商的手段來治理國家,這種商人思維治國的現象在古代有沒有出現過呢?最終給社會和人民帶來了什么后果?

為什么用商人的思維治國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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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宋子文做民國政府的財政部長,始終無法解決民國政府的財政危機,戰爭是非常燒錢的,長期的大大小小的戰爭導致民國政府入不敷出。宋子文發現由于蔣介石發動的剿共戰爭,導致民國財政狀況非常糟糕,對孔祥熙十分惱怒,對蔣介石更是極為生氣。宋子文覺得“當財政部長,跟給蔣介石當一條狗,沒什么兩樣”。宋子文對蔣介石進行勸誡不要繼續打內戰,蔣介石不聽,于是他辭去了材質部長的職務。

這時候孔祥熙被委任為民國政府的財政部長。如果說宋子文還像個外交家,而孔祥熙則是個純粹的商人,他認為管理國家財政這東西就像做生意,用商人的思維去解決問題就好了。他曾對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說:“財政經濟在書生看來甚為復雜,其實很簡單,即是生意而已。”孔甚至公開說,他本人就因為是做生意出身,“故能領略此道”。

不久,國民黨統治的民國政府的發行的法幣金圓券就開始像洪水般泛濫起來,那時候的老百姓,上街買個菜都得帶著一麻袋的紙幣,比今天的委內瑞拉還更慘。最終國內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倒是北洋軍閥政府統治時期發行的袁大頭,因為含銀量高,貨幣購買力一直比較穩定,受到了老百姓的追捧。

孔祥熙做財政部長時期,國民政府的財庫的確充實豐盈了起來,可是國民黨卻最終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丟掉了政權。孔祥熙面對眾人的指責吐槽說:“都說我敗家敗國,我在抗戰時期做了7年的財政部長,給宋子文留下了9億美金和6000萬兩黃金,現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孔祥熙的商人思維治國是不可取的,商人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具有逐利性,是不能用道德的標準來要求他們的,對于一個小老板來說,您這樣做或許沒錯,但是如果你用這種思維治國,卻不想承擔任何的社會責任,歷史告訴我們,政權遲早會出事的。

為什么政府不應該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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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時期,當時北宋常年對內對外用兵,財庫空虛,在這樣的背景下,時任宰相的王安石開始了變法,史稱“熙寧變法”,他認為自己的變法,可以在老百姓不增加稅負的情況下,國家的財政得到增長,從而解決政府的財政危機,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變法的具體內容卻是典型的商人思維,讓政府來做生意。“均輸法”利用不同地域物價的差別,將低價的東西賣到高價的地方;”市易法”利用不同時間段,物價的周期性漲跌,東西價格低的時候囤積,東西價格高的時候再賣出。這兩項政策還只是和商賈爭利,爭議還不大。爭議最大的是他推出的“青苗法”,在青黃不接的時節,農民需要錢的時候放貸給他們,等到農作物收獲時節,再連本帶息的收回來。王安石作為頂層制度的設計者想法很美好,但是這項政策在地方胥吏具體的執行過程中變味了,胥吏們不管農民需不需要借貸,進行簡單攤派,變成了對農民的強制高利貸,農民的利益被極大的傷害。

王安石變法推行之后,北宋政府的財庫倒是充裕,財政收入與變法之前相比,大大增長,然而朝中的保守派大臣司馬光卻直言不諱地說,朝廷財庫的那些錢,如果不是從老百姓中奪來的,那是哪里奪來的?

歷史告訴我們,政府是不應該做生意的,一旦涉足生意,與民爭利,都會有嚴重的后遺癥,將會嚴重透支政府的信用。幾年后,金兵打了進來,“靖康之變”發生。失去了底層民眾支持,北宋幾十萬軍隊的在金兵面前不堪一擊,都城洛陽淪陷,北宋滅亡。因此后期的許多學者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是導致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南宋文人羅大經,寫了一本著名的文學史料著作,叫《鶴林玉露》。評價王安石變法說“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

商人特朗普治國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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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特朗普當上美國總統之后,也喜歡用商人的思維來解決問題。尤其是在解決中美貿易逆差方面,往往通過商人的方式和手段來決策。把兩個大國之間的外交當做“做生意的藝術”。

中美貿易戰爆發前,他到處宣傳美國吃虧論,將美國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歸結到中國身上。他認為中國鉆了制度的空子,中國制造的產品大量賣給美國人,導致美國國內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制造業衰落,形成大量的“鐵銹帶”。他認為目前的游戲規則下兩國的競爭是不公平的,美國人一直在吃大虧,所以他要改變游戲規則,所以執意繞開WTO,對中國加征關稅。

如果仔細研究特朗普中美貿易戰的一些訴求,比如加大美國產品對中國的出口,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保護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降低甚至消除美國企業在中國的準入門檻等等。

如果中國同意美方提出的這些貿易要求,利益受損害最大的是中國的國企、央企,變向地促成中國深化國企,擴大開發,反倒會讓中國能夠吸引更多的外企在中國進行投資生產。你想想,之前有些生意,之前中國不允許外商做,現在允許他們做了,有些生意之前外商想做,必須受到一些限制,現在限制消除了;之前有些生意外商擔心會被強制技術轉移,知識產權被侵犯,現在不用擔心這些問題了。這豈不是會吸引更多的外企投資落戶中國?那些高門檻的往往都是一些壟斷行業,門檻降低,引進外資競爭后,具有市場壟斷地位的中國企業面臨危機,也將會迫使他們進行轉型和升級。

中國最廣大的中小企業的利益損失倒不大,因為他們都屬于傳統制造業。傳統制造業,比如給人制作衣服鞋子的工廠,制造玩具首飾的工廠,制造五金器材的工廠,這些行業一直都不存在什么門檻,處于完全競爭的狀態,問題是這些行低附加值的行業的利潤非常低,老板們辛辛苦苦一年,賺的錢還沒有去炒房賺得多,許多老板將制造業賺來的血汗錢拿去投資房地產了,因為房地產行業賺得多。

對于大部分做加工貿易的中國企業老板來說,他們賺的是別人不愿意賺的錢,利潤空間非常小。也不存在什么國家的高額補貼。這種勞動密集型行業只有在勞動力數量充足,工人工資低廉的情況下才能生存下去,是沒法受到資本的青睞的。

《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寫到,在全球化中,美國公司處于價值鏈的高端地位,位于“微笑曲線”的兩端。位于微笑曲線兩端的研發和營銷利潤空間是最大的,位于底部的制造業是利潤最低的。過去三十年來美國政府鼓勵制造業外包,留下創新、技術和品牌的經濟政策,美國公司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潤,而那些位于微笑曲線底端的,利潤少的代加工工作就外包給了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公司。

馬云曾說:“我年輕的時候聽到的都是波音、福特這些大企業的名字,而到了現在,我聽到的都是華爾街和硅谷。”美國的資本從制造業流出,流向華爾街、硅谷,并因此賺得盆滿缽滿。美國的資本家并不會因為美國對中國的進口產品加征了關稅,而去投資低附加值的加工貿易,制造業的崗位并不會因此而回流回美國國內。

所以中美貿易戰一方面只會讓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發,另一方面,美國的鐵銹帶也不會恢復往日的繁榮景象。但是中美貿易戰卻對特朗普及其領導下的美國政府的軟實力造成了巨大的損害。

首先:WTO是美國帶頭成立的,貿易糾紛解決規則也是美國制定的,而美國現在卻罔顧WTO規則,直接對中國加征巨額關稅。

第二:整個中美貿易談判過程中,美國出爾反爾,說變卦就變卦。美國利用國內巨大的市場,對中國的進口產品加征關稅,不講信用,單方面破壞了中美兩國之前達成的共識。

第三: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動用一個國家的力量來封殺和打壓中國的華為公司,將華為列入所謂的“實體清單”。進入名單后,華為可能遭遇的麻煩是,未來沒有美國政府的許可,所有美國企業將不再能給華為供貨。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崛起可謂毫無底線可言。

美國要求中國擴大開放,我們可以理解,但是中國的高科技民營企業華為在沒有違背任何法律的情況下,僅僅是因為華為公司在5G方面技術領先世界,美國就以威脅到國家安全為名,打壓華為,這種霸凌行為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也讓世界其他國家的公司和人民更加不信任美國。

為什么美國不允許他國企業在5G技術上領先本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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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4G、5G 的“G”是指“代”,5G 就是第 5 代移動通訊技術。應對對移動數據的需求年年倍增,第五代移動網絡技術才能滿足日益增加的需求,讓我們可以在移動設備上盡情瀏覽網路,或在在線串流服務中實時觀看影片。而利用 5G 更可連結未來的新科技,例如無人駕駛的汽車、智慧城市,以及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這種網絡可以連接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電子對象,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便利。5G、4G 的應用主要差別在于 5G 強化了物與物之間的鏈接,擴大移動網絡在各垂直行業的物聯網應用。5G 應用包括超高畫質影音、優質云端服務、智能交通等。

美國總統特朗普白宮發言,就關于美國5G部署的講話,宣布了多項旨在刺激美國5G網絡發展的舉措。他說:“5G是一場美國必須贏得勝利的競賽”,“偉大的公司已經參與其中,我們給予了他們所需的激勵,我們將贏得競賽。”

他說,“據估計,無線行業計劃在5G網絡上投資2750億美元,迅速為美國創造300萬個就業機會,為我們的經濟增加5000億美元。”

用商人思維治國理政,縱使能夠在短時間內使得國家受益,長期來看,這種片面追逐利益而拋棄道義和社會責任,透支國家政府信用的行為,早晚會遇到問題。中國歷史悠久,在北宋和民國政府時期,已經有了兩次著名的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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